刘湘笑张汉卿自投罗网太天真，和老蒋谈完话后紧张的不行：赶紧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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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2月，川军与蒋氏嫡系部队的关系再度紧张。之前的缓和气氛很快被打破，蒋氏开始对川军施压，采取一系列挑衅措施。蒋军进入四川后，加强了防守，并开始修筑碉堡，川军也做出回应，派遣大量兵力加强防线，双方气氛剑拔弩张，似乎随时会爆发冲突。

那为什么蒋氏要挑起事端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蒋氏的目的是通过制造些许冲突，迫使刘湘不得不派代表来与他谈判。这样一来，蒋氏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插手川中事务，为日后削弱川军做铺垫。

不久，刘湘与代理川康行营主任贺国光之间互相称“误会”，事件看似平息。但蒋氏很快发出了电报：“派个全权代表到南京谈谈吧。”此时，刘湘感到为难——他身边虽然有不少人，但谁能承担这重要的谈判任务呢？

要知道，刘湘所面临的局面并不理想：能干的人不一定可靠，可靠的人又不一定有能力，既能干又可靠的人，反而是武将，派他们去谈判似乎不合适。经过一番思考，刘湘决定派出幕僚邓汉祥，理由很简单：邓汉祥是辛亥元老，资格够，曾任第一军高参，和贺国光关系不错，且在多次历史事件中担任过联络人，经验丰富，处理紧急事务不在话下。

在邓汉祥启程前，刘湘特别叮嘱他：“关键是拖延，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千万别与蒋氏发生冲突。”

抵达南京后，邓汉祥感到气氛不对，街头巷尾充斥着川军“反叛”的谣言。这明显是蒋氏的计谋，借此获取社会话语权，占据道德制高点，未开谈判便先声夺人。

然而，邓汉祥经历过无数风浪，这点伎俩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他深知蒋氏想通过削弱川军来扩大自身的权力。当两人会面时，蒋氏首先提出了两点：一是四川军队过于庞大，二是养这么多军队的目的是防谁？接着，蒋氏提出缩编的解决方案。

邓汉祥并未直接拒绝，而是巧妙回应：“如果川军各军能按嫡系部队的标准来编制，缩编是可以考虑的。” 这样一说，意味着如果不平等待遇，缩编的提议就不成立。

蒋氏不甘心，再度施计，建议将刘湘的职务拆分，要求他专心从事军事事务，将地方行政职务交出。这一“软刀子”似的手段，直指刘湘的权力核心。邓汉祥敏锐察觉，若刘湘失去两职，便意味着实权被削弱。

邓汉祥坚决反驳，表示四川刚刚恢复稳定，拆分职务不符合川情，并且军政分治反而会增加南京方面的困难。两人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。

最终，为了避免局面进一步恶化，邓汉祥和刘湘商定，川军暂时作出妥协，首先让出重庆。1937年4月17日，川军退出重庆，蒋氏嫡系部队进驻。

蒋氏得手后，接着发出通知，决定于1937年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，并由何应钦主持。川军将领们普遍认为，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清理刘湘的权力。刘湘心生恐惧，不知道是否应当前往参加这场整军会议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刘湘与邓汉祥达成共识，决定由邓汉祥先行前往，摸清情况。如果整军方案不合适，刘湘便不参加；如果可以接受，再做决定。

好在，何应钦传递过来的消息较为宽松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刘湘可以提出自己想要的方案，基本上是“白纸黑字”。得到“定心丸”后，刘湘决定参加会议。

会议开始时，何应钦先提出了川军“人多、质差、急需整理”的论点，然而川军将领们均未做出回应。面对沉默的参会者，何应钦急了。为此，他请来了顾祝同寻求突破。顾祝同巧妙地引导范绍增率先发言，提出“要裁军，先裁我”，这句话打开了局面，最终成功推进了裁撤川军2成的计划。

然而，范绍增之所以冒险“出头”，是因为顾祝同承诺给他一个新的军番号，但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一个空头承诺。抗战爆发后，范绍增被任命为第88军军长，然而所给予的资源和兵力非常有限，最终导致他失去对军队的控制，川军的残余部分也逐渐被嫡系力量取代。

随着刘湘的屈服，蒋氏不断加码提出条件：一是川军团以上军官由南京方面委派，二是川军的军饷将由南京发放。这两个条件几乎削弱了川军的所有实权，特别是人事和财务大权的丧失，对刘湘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

而这些条件立即让川军将领陷入了困境。刘湘虽然不满，但他明白，如果抗战爆发，川军必须迅速调动，而这些条件的落实会对川军的快速反应产生严重影响。

正在此时，突发事件发生了——何应钦突然中断了会议，并匆匆返回南京。原来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了，局势突变，使得整军计划彻底泡汤。刘湘看准时机，主动向蒋氏提出出川抗战，四川军队将为抗战贡献30万兵力，并准备提供500万壮丁及大量物资。

经过几番磋商，刘湘成功获得了暂时的宽容。然而，南京的局势对他而言充满了变数，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尽快回四川，避免进一步陷入蒋氏的圈套。

8月13日，淞沪会战爆发，刘湘被任命为第2预备军司令长官。第二天，他立即离开南京返回四川，准备为抗战做好充分准备。然而，深知蒋氏心思的刘湘明白，自己随时可能面临新的考验，因此无论何时都要保持警惕。